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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会战意义
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民国政府
他，占领我们的土地，他，残杀我们妇女儿童!
我们知耻，我们负重，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
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里相从。
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首都，驰救过徐东，大战过兰封!
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民族的先锋!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踏著先烈的血迹，瞄准敌人的心胸，我们愈战愈奋，愈杀愈勇。
抗战必定胜利！杀！
建国必定成功！杀！
这首旋律高昂的歌，就是著名的七十四军军歌。
在唱到最后一段**部分时，群情振奋，士兵举起林立的枪刺，民众在头顶上挥动手中的小旗，全都用尽全身的气力唱出自己的心声：“抗战必定胜利！杀！建国必定成功！杀！”枪刺冷光闪闪，旗帜唰唰作响，沸腾的热气在寒风里从激昂的阵容中奔泻而出，为嘹亮的军歌更增添了一种摄人心魄的气势。
万家岭战役的胜利，未能从整体上扭转敌强我弱的态势。
武汉会战的当初，老蒋就提出过：“守武汉，但不战于武汉。”此言的意思是武汉本身无险可守，所以要在武汉打就得凭借武汉周边地形险要的德安、瑞昌、岷山、富池口、万家岭、黄梅等地和日军死磕。
**集中十多万大军消灭了日军的106师团。但也因太过于集中兵力。导致武汉周边地区陆续失守。同时。名城广州也失守了。
胡宗南的第一军是当时**中装备最好的，有邱清泉的坦克部队（当时**唯一的坦克部队）和彭孟缉的炮兵旅（当时最大的炮兵编制）。胡宗南坐拥**最好的装备，用三个军七个师与日军已经血战数次的两个师团激战20多天竟然还占下风，在10月上旬丢了信阳。
李宗仁曾“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7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武汉会战打到了10月中间，外围要点尽失，如果还要守，就只能固守城垣了。
青岛、上海等地陷落后，广州就成了中华最重要的港口了，但与它的重要性相比，防守却显得很松懈，粤军竟然被抽调半数去参加武汉会战，激ang激e石认为日军已经倾尽全力在武汉会战上面了，不可能还能抽出兵力在其它的方向上面进攻。本来，日军由于兵力不足。还打算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再抽调兵力来进行进攻广州的作战的，谁知在武汉会战**顽强抵抗，使得战局进展缓慢，日军大本营等不及了，迅速抽调三个师组成21军，由古庄干郎大将统领，在海军第5舰队司令长官盐泽幸一支援下，奇袭广州。广东这边到是听到一点风声，广东省长吴铁城还向重庆作了报告，可是激ang激e石居然以为这是日本人故意制造出来的“假”情报，试图让**从武汉战场抽出兵力支援广东。不给增加兵力也就算了，老蒋竟然还发报让余汉谋再调一个师去武汉战场。10月11晚，日军7万多人，2.7万匹马在广州大亚湾登陆成功，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淡水、惠州、博罗和增城，21日已经攻到广州近效。余汉谋的12集团军仅仅10天就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无奈之下，余汉谋下令广州守军撤退，广州于21日下午沦陷。广州一失，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就更不值得用重兵防守了，面对这种情况，激ang激e石又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不做孤城困守，决定迅速放弃武汉。
日军占领汉口，次日占领武昌，10月27日占领汉阳，武汉保卫战至此结束。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军主动放弃武汉。至此，武汉会战宣告结束，成为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历时四个半月的血战中，我第五战区、第九战区以伤亡四十万人的代价，毙伤日军五万人，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想迫使中华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
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华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华”，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华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华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华的战争”。但是，中华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中华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
由于中华军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华军队的主力部队，没有使中华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战死4506，负伤17380人，第2军战死2300，负伤7600人。还有900病死的，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华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二、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七十四军后撤一百多公里，转进到这个位于幕阜山深处的的鄂南重镇木子店。军部和153旅扎住在镇内，其余各部分散在木子店四周的村落。现在，已经升任153旅少将旅长的张灵甫，手牵战马凝神伫立在广场一侧，领章上一颗金星灿烂夺目，他看到两行热泪从指挥大家唱军歌的这名少尉的眼睛中夺眶而去。
因为在万家岭大捷中指挥军队血战有功，王耀武已经荣升为了副军长，仍兼师长，李天霞升任副师长，张灵甫升任少将旅长。
这名少尉，名叫刘骁，是一个多月以前慕名投奔七十四军的。
刘骁原就读于画家徐悲鸿执教过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当时许多大学生一样，他读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在上海出版的《西行漫记》，无不向往中华红军的革命圣地——延安，并多次走上街头，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年前，他逃出南京，本想不远万里去延安，只因关山阻隔、战火纷乱，走到郑州就被日军挡住了去路，只得沿平汉铁路流亡到了武汉。在汉期间，他以画笔为枪，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漫画，各家报馆也采用了他的不少佳作，使得他在武汉——这一个全国救亡图存的中心崭露头角。(未完待续。。)